放生護生文化

　　“生態(tài)環(huán)保”是社會的和諧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，佛教的“放生護生”理念不僅限于戒殺放生，還應當包含了對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的保護和對人與自然界的調(diào)和。佛教倡導維護生態(tài)物種的平衡，保護環(huán)境，凈化身心，使得我們生存的世界顯現(xiàn)為清凈佛國。佛教的這種護生理念體現(xiàn)了佛教對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保護的價值。

　　在佛教傳人中國之前，漢人已有放生的習俗�！�列子·說符篇》記載趙國邯鄲城民眾在正月初一貢獻斑鳩給趙簡子，趙簡子每每都會厚賞民眾后，將斑鳩放生，以顯示諸侯有好生之德。西漢時期在正月初一有放生鳥的習俗，傳說這是因為楚漢戰(zhàn)爭時期，劉邦為了躲避項羽的追捕而藏到一個井中，藏好后有幾只鳥飛到井邊棲息。追兵看到井邊有鳥就不懷疑劉邦藏在里面。劉邦躲過此難，就規(guī)定每年的正月初一放生鳥類，以示不忘救命之恩。

　　佛教傳人中國后，佛教的放生活動與漢族原有的放生習俗混合在一起。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使放生更加流行。大乘佛教將一切法都看作是佛性的顯現(xiàn)，萬法皆有佛性。佛經(jīng)《大乘人楞伽經(jīng)，斷食肉晶》中是這樣說的：“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在生死中輪回不息。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，易生而不受鳥獸等身。云何于中取之而食？大慧，菩薩摩訶薩。觀諸眾生同于己身，念肉皆從有命中來，云何而食……在生處觀諸眾生皆是親屬，乃至慈念如一子想，是故不應食一切肉。”這段經(jīng)文強調(diào)人類只是眾生中的一部分，與其他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�！惰缶W(wǎng)經(jīng)》卷下“第十四放火焚燒戒”，禁止“放大火燒山林曠野”，特別指出在四月至九月禁止燒山，因為這正是蟲蛇鼠蟻等生靈繁殖的時期，若放火燒山，會殺死無數(shù)小生靈�！惰缶W(wǎng)經(jīng)》卷下“第二十不行放生戒”提出，不僅自己要“行放生業(yè)”，而且要叫人放生。若見世人殺牲畜時，應方便救護，解其苦難。

　　佛教寺院和僧人在放生和護生方面做出了表率。隋代天臺宗創(chuàng)始人智穎曾經(jīng)在江浙一帶向沿海的漁民宣傳放生思想，當時許多漁民受他的影響，舍扈梁63座為放生池，對這一帶的民俗影響很大。隋代高僧普安“居處雖隱，每行慈救。年常二社，血祀者多，周行救贖，勸修法義，不殺生邑，其數(shù)不少。嘗與龕側(cè)村社，縛豬三頭，將加烹宰，安聞往贖。社人恐不得殺，增價索錢十千。安曰：‘貧僧見有三千，已加本價十倍，可以相與。’眾各不同，更相忿競……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：‘此彼俱肉爾，豬食糞穢，爾尚啖之，況人食米，理至貴也。’社人聞見，一時同放”。（《法苑珠林》卷28）武周時期，監(jiān)察御史王守貞出家為僧后，在長安西市開鑿了一個池塘，“支分永安渠水注之，以為放生之所”。（《宋高僧傳》卷26）

　　隋唐時期，素食制度在全國普遍流行。素食是落實不殺生戒的有力保證。素食的根本目的是在生活中培養(yǎng)人的慈悲佛性，尊重生命、愛護生命。素食對于保護動物的多樣性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。佛教的內(nèi)律規(guī)定，在萬物生長迅速的三個月里佛教徒要結(jié)夏安居。這三個月里佛教徒要居寺修行，避免外出，以免傷害生靈。中國佛教徒的安居時間一般是從農(nóng)歷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。出土的敦煌文書表明，在唐五代時期的敦煌，結(jié)夏安居制度得到了較好的貫徹，這對護生非常有利。

　　在佛教的影響下，放生和護生的觀念逐漸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。一些信佛的封建帝王大力提倡放生和護生。《魏書·釋老志》曾記載：北魏延興年間，退位的魏顯祖拓跋弘在獵鷹的過程當中，擒獲了一只鴛鴦，它的伴侶雖未被擒，卻繞著它悲鳴不合離去。拓跋弘就下令將那只鴛鴦放生。南朝時的梁武帝蕭衍特別崇尚佛教，自己終生素食，并大力推行素食，可以說對中國佛教素食傳統(tǒng)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。他以佛教徒和皇帝的雙重身份，接連頒布“斷酒肉文”、“論酒肉敕”、“喝斷肉律”、“禁犧牲文”等詔令。既用佛教戒律，又用強制的行政命令，禁止食用酒肉，甚至不許用畜禽作為祭祀用品，這對護生有極大的幫助。隋文闡揚釋門護生之義，于開皇三年（583年）立敕，規(guī)定了“長月斷殺”之制：“其京城及諸州官立寺之所，每年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恒起八日至十五日，當寺行遍其行道之日，遠近民庶，凡是有生之類，悉不得殺。”（《全隋文》卷3）每年三長月，每月八天，一切僧俗不得殺生。這實際上是一場全國性的保護動物的活動。唐代統(tǒng)治階級也大力提倡釋門的護生觀念。唐肅宗在乾元二年（759年）的時候曾經(jīng)頒布圣旨，在全國81個地方設立放生池，蓄養(yǎng)魚蝦之類，禁止人們捕捉，當時著名的書法家顏真卿還為這些放生池專門書寫了碑文。宋真宗在天禧元年（1016年）曾下詔重修天下放生池，并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里內(nèi)捕魚。還有一些帝王是因為大臣的上諫而放生。史書記載開元年間，唐玄宗曾派宦官到江南捕捉奇禽異鳥，供園池之玩，遭到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諫止。玄宗下詔嘉獎倪若水，賜給他40匹綢緞，并把捕來的鳥全部放生。宋徽宗也喜好馴養(yǎng)禽獸以供賞玩，宣和年間，宮里設有“禽苑’，專門籠養(yǎng)四方上貢的珍禽異鳥，是一個飛禽公園，后來為諫臣所勸止，宋徽宗將這些飛禽全數(shù)放生。

　　文人雅士也深受放生和護生觀念的影響，他們的放生行為在詩文中多有體現(xiàn)。如詩僧齊己寫有《放鷺鷥》一詩：“潔白雖堪愛，腥膻不奈何！到頭從所欲，還汝舊滄波。”（《全唐詩》卷838）從詩文中可看出，這是一個被動的放生行為，是嫌鷺鷥腥膻才放生的。也有文人因為所養(yǎng)籠禽患病或老去而放生棄養(yǎng)。如王建的《傷韋令孔雀詞》說的就是這種情況：“可憐孔雀初得時，美人為爾別開池。池邊鳳凰作伴侶，羌聲鸚鵡無言語。雕籠玉架嫌不棲，夜夜思歸向南舞。如今憔悴人見惡，萬里更求新孔雀。熱眠雨水饑拾蟲，翠尾盤泥金彩落。多時人養(yǎng)不解飛，海山風黑何處歸。”（《全唐詩》卷298）和前面兩個文人相比，宋之間的放生行為更具有主動性。有人送他白鷴，他認為物性不可違逆，所以選擇了放生之路。

　　民眾更是放生的主力軍。自唐代以后，民間的放生活動非常流行。民間大規(guī)模的放生活動一般集中在歲末、佛誕日、安居結(jié)夏等日子里舉行。放生的地方，一般都選在天然湖泊或江河。屆時，社會各階層人士絡繹不絕地來到放生之地，舉行隆重熱鬧的放生會。《西湖老人繁勝錄》中是這樣描述南宋時佛誕節(jié)在西湖舉辦的一次放生會的盛況的：“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設醮祝誕，圣壽作放生會，士民放生會亦在湖中。船內(nèi)看經(jīng)、放生，游人湖峰上買飛禽、烏龜、泥鰍放生……”西湖放生會的規(guī)模較大，最多時有數(shù)萬人參加。

　　現(xiàn)在世界上每年都有大量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滅絕，保護動植物資源、保護環(huán)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，中國古代放生和護生的文化傳統(tǒng)或許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。環(huán)境保護與護生放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(guān)系，我們護生放生的意義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要讓一切眾生離苦得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