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佛學為什么重頓悟

中國佛學為什么重頓悟？

　　直觀與頓悟是中國佛學最重要的思維方式。與經(jīng)由概念而通達實在這一有中介、有隔膜的方法相比，直觀體驗的方法有真實不欺、直接明了的優(yōu)點，但同時也存在著難以表達、難以讓人分享的困境。這種思維方式有其印度之源，同時也受到了中國傳統(tǒng)思維模式的重大影響。

　　直觀內(nèi)證的修學方式可以在早期禪籍中找到證據(jù)。《五燈會元》卷一記載了著名的“拈花微笑”故事。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眾。是時眾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就說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架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”這一段文字便是禪宗所謂“教外別傳”的由來。微妙佛法，不可以言說，只可以心傳。但從佛祖拈花微笑時“眾皆默然”來看，直觀內(nèi)證并非佛教傳教的常規(guī)方式。印度佛教講經(jīng)傳教最大的方便是譬喻。所謂譬喻就是由已知推斷未知，其目標是對人進行理性說服。當譬喻進入辨相的層次，就不再是簡單的形象的譬喻，而進入了因明學的領(lǐng)域。佛教因明學有比量、現(xiàn)量之分。比量方法，以推理、類比為主；現(xiàn)量方法，則是“不假推度”而“親自現(xiàn)見”，也就是在禪宗中十分常見的不可思議的親證或直觀。從邏輯上看，比量與表詮方法有緊密的聯(lián)系，因為它是通過類比而實施肯定判斷；現(xiàn)量則無須推度，任何一個禪觀必然都與類比推理無關(guān)，因此多用遮詮的方法。現(xiàn)量雖然未必盡是遮詮，但遮詮的方法較容易將人引導或是逼迫到不可思議的直觀現(xiàn)證。禪宗在覺悟方式上以禪觀取代譬喻，體現(xiàn)了教外別傳，重直觀頓悟的特色。

　　頓悟與中國傳統(tǒng)哲學，特別是道家所倡的重直觀、重體悟的思維方式不謀而合。張岱年先生在《中國哲學大綱》中談到中國哲學的這個特征時曾指出，中國哲學是“重了悟而不重論證”的。其原因并不是因為中國人拙于思辨，而是從一開始就對思辨的結(jié)果并不予以絕對的信任。中國傳統(tǒng)哲學中對“道”的認識是多角度地“仰觀俯察”，注重得意忘言、得意忘象，超越有限的名言、概念和形象。老子說“滌除玄覽”，意思就是對于“道”的體認要排除各種知識、成見的干擾，在此基礎(chǔ)上，才能發(fā)生對于“道”的真正的、完全的認識。這種對于真理的把握既不是感性認識，也不是理性認識，而是一種直覺式的、了悟性的觀照。它對中國佛學講求頓悟的思維方式的形成也產(chǎn)生了深刻的影響。

　　從佛學理論本身來看，頓悟說與中國佛教所提倡的人人皆有佛性有著密切的聯(lián)系。既然人人皆有佛性，那么，如何憑借佛性得以成佛？成佛需要經(jīng)過什么階段？經(jīng)歷多少時間？這就是“頓悟”還是“漸悟”的問題。對于這個問題，中國佛教曾進行過比較熱烈的討論。按照印度佛教的一般說法，修行解脫是一個長期過程，需要累世修行，不斷積累功德。例如《雜阿含經(jīng)》中就說：“精勤修習……漸得解脫。”大乘佛教也提出了菩薩修習要經(jīng)歷“十地”的說法。佛教傳人中國以后，魏晉時期的般若學者道安等人曾聯(lián)系菩薩的“十地”而提出過“小頓悟”。竺道生更提出了“大頓悟”之說，認為證悟諸法實相（涅槊、佛性）之理就是成佛，而“理”完整圓滿，不可分割，故悟必頓悟，不分階次。隋唐時建立起來的中國化的佛教各個宗派，雖然都兼容頓漸，以圓為究竟，但都視頓高于漸的。例如，主張“頓漸相資”、“頓漸泯合”的天臺宗立“五時八教”，其中“化儀四教”是依眾生根機利鈍而設(shè)的，為鈍根人說的漸教顯然淺于為利根人說的頓教。華嚴宗人為抬高《華嚴》而將《法華》之頓貶為漸中之頓，將《法華》之圓斥為“漸圓”，認為只有《華嚴》之頓才是頓中之頓，《華嚴》之圓才是“頓圓”。顯然，此宗也是視頓高于漸的。惠能的頓悟說在前人的基礎(chǔ)上又有了創(chuàng)造性的發(fā)展。在他之前，無論是小頓悟，還是大頓悟，說的都是悟理得意，而惠能卻另辟蹊徑，他的頓悟說不分能悟、所悟，能所皆統(tǒng)一于當下的現(xiàn)實之心。“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法身等佛。……前念迷即凡，后念悟即佛。”

　　自識本心、直了心性的頓悟說不僅具有一定的宗教魅力，而且產(chǎn)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，給中國哲學思想，特別是宋明理學帶來深刻的啟發(fā)。如朱熹所謂的“一旦豁然貫通”的工夫，就脫胎于禪宗的“一悟即至佛地”的頓悟說。陸九淵提出“發(fā)明本心”以達到“知”的認識論，也源于禪宗“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”的頓悟理論。王陽明的“一悟本體，即是功夫”，更是將“悟”作為把握本體最根本、最終極的方法。

　　（摘自《佛學問答》洪修平、許穎 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