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閱理想與文化的隨感

　　偶閱理想與文化的隨感

　　頹朽的閑心，得一書以放觀，有如魚徐游水中之樂。衛(wèi)立民送來理想與文化的創(chuàng)刊號和第二期，展閱竟不忍釋手，乃把隨閱隨感到的寫一些。

　　唐君毅創(chuàng)刊上的“道德之實踐”，和第二期上的“世界之肯定”，當(dāng)是其“人生之路”一書中一貫的理論，真算是把持要點，引人入勝的好思辯，是從儒書、佛經(jīng)的聞慧已進入思慧的階段，所以可依文字亦可不依文字，而運用自己的想言來講，講得細微曲折，入情入理，縱未服人以心，而已足御人以口，可謂極思辯的能事了！

　　李澄源“論春秋戰(zhàn)國之轉(zhuǎn)變”，是一篇好史論！沒有儒者偏袒春秋時代的習(xí)氣，把戰(zhàn)國的出生，推見在春秋胎里，句句都有來歷。

　　牟宗三“論陰陽家與科學(xué)”，可算巨眼！我昔年與在漢口辦東方文化學(xué)院的唐祖培，曾說可改辦中國學(xué)院，特別注重名、墨、陰陽、醫(yī)、法、象數(shù)等分析研究，在中國學(xué)術(shù)思想淵源上引生出科學(xué)，頗為偶合。

　　程兆熊的“儒家思想與國際社會”，于西洋的人生與宗教不無偏抑，也有道著病癥處。唯對儒家難免過分夸揚，雖可舉出幾個代表人物，忘了在事實上的二三千年中國社會，也并未成為儒家理想人物般的社會；數(shù)千年的一部血腥污辱史，是不能用幾個人遮卻的。然儒理亦未嘗不可為貢獻西人作為今后構(gòu)成世界文化一因素而已。

　　王恩洋的“論中國文教精神”，也只翹承著儒家的一些特殊思想，未看徹整個中國人生社會。

　　梁漱溟的“理性與宗教”，可以成問題的很多。謂中國的儒教不統(tǒng)一，人民信仰混雜，動機低近則可，謂缺乏宗教則不可。歷來黃巾以至紅羊多起于宗教，則中國是否缺乏宗教成問題。儒家注重人事和教育、政治是事實，若據(jù)羅素、桑戴克等片面觀，謂非宗教，則另舉西洋、日本人指孔子的天同于一神教所奉的神，如“天將以夫子為木鐸”，“天未欲喪斯文歟”，“天厭之，天厭之”，“朝聞道，夕死可也”，“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”等，豈不能又謂孔子是宗教。則孔儒是否宗教也成問題。謂孔子專重理性，則“天何言哉”，“余欲無言”，“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”等，亦未嘗非超理的神權(quán)！又儒以理解釋古祭禮等，亦如佛教密宗以理說明儀軌等，可謂提高宗教，不可謂非宗教。故周公亦以多才、多藝、善事鬼神稱。至謂獨少欲以西洋宗教代替中國無宗教運動，則因中國原有之儒、釋、道三教的理論已較高；且洪楊不已欲以天教代替過嗎？康有為不曾大作過孔教運動嗎？

　　李長之“從孔子到孟軻”，比之康德到黑格爾，是一種較好的史論。然康德的正統(tǒng)派，認黑格爾只為康德一支派，則孟軻于孔子亦然。

　　其他零碎的不多寫了。（見�？�二十四卷七期）

　　（附注）　本文自“雜憶和雜感”中別出。